雖然許倬雲認為辯論沒有結果，但是從辯論後的發展來看，顯然保守派贏了，占了上風。蔣經國無論是在內政上或對大陸政策上，都沒有任何改變，對內黨禁、報禁都不開放，對大陸仍然堅持「三不政策」，堅壁清野。
除了在輿論上的較勁外，「保守派」與「開明派」居然還在蔣經國親自的策畫督軍下，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這段精彩的短兵相接、當面撕殺鬥爭，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歷史學者許倬雲一生回顧的自傳中，有著以下詳細的敘述：
「當時政府確實願意花力氣蒐集各方意見，行政院長孫運璿常邀請我（許倬雲自稱，下同）參加一些小會，有時候五、六個人，有時候十來個人。美麗島事件過後那一次國建會（應該是指一九八○年七月暑假期間）讓我印象特深，當時孫運璿找魏鏞（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做聯絡人，負責替他和海外學者聯絡。
行政院內雙方對陣
魏鏞曾在美國曼菲斯的田納西州立大學教書，所以很早就認得我了。他回國後替孫運璿辦事情。學術界對他的印象是學問馬馬虎虎，講話有點誇誇其談，平心而論，他為人熱心，辦事也滿能幹的。有一天他到旅館來找我，說：『許先生，我們要另外開個會，跟孫先生他們幾個人談談』博客來書局。我說：『我不是常跟他談嗎？』他說：『這次特別一點』。我問：『開什麼會？』他說：『辯論會，地點在行政院』。博客來
那時候行政院的房子還沒有整修，屋頂上有間違章建築，大概三十來坪左右，是一間會議室，還有茶水間和廁所。魏鏞想了想之後說：『那裡電梯上不去，你怎麼辦？我想個辦法。』我說：『這個我可以應付的來。』那時候我走路比較沒問題。
這次談話會的另一批人主要是王昇、三民主義專家周道濟、以及總政戰部一大批人。我記得我們這邊有丘宏達、冷紹烇、熊玠、高英茂、胡佛，人數不多，差不多六、七個人，就是和他們辯論，辯論國家開不開放，要不要解除黨禁等問題。
雙方面對面坐著，孫運璿和蔣彥士擔任主席，分坐兩邊，等於他們兩個做頭，擺明雙方對陣的意思，蔣經國在樓下看閉路電視，會中每句話他都聽得見。我是我們這一邊的主辯，對方好像是王昇主辯。我跟王昇針鋒相對，我的意思是不開放就沒有安全，不開放就不能得人心，主要的論調就是這樣，但王昇還是繞著國家安全打轉。這些主張，我在國建會公開的小會裡都提過，不過語氣輕重不一樣，我認為黨禁開放就必須輿論開放，第一，一定要廢除事先檢查或事後報備的出版制度，讓輿論完全開放；第二，不要限制報紙、雜誌的數目字，讓它自由競爭。這一點，今天回頭想想，我的建議是對的，但是台灣（後來）開放媒體，沒有配套，而且不知道漸進，執行得一塌糊塗，劣幣驅逐良幣，現在我們的輿論已經到了濫用自由的境界，跟當年我們要爭取自由的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那一次會議相當緊張，熊玠就對我說：『倬雲啊，注意喔，你萬一給人家暗算了怎麼辦？』我說：『So what？真要把許倬雲暗算掉，除非把我丟到火車底下，如果放我一槍的話，會搞出國際事件來。』所以那次辯得很激烈，以前沒有過這種辯論，只有個別談話，我相信這是孫運璿給蔣經國出的點子。辯論沒有結果，對方的人我也不太認得。我記得有個曾經擔任過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張?鼎，他是大陸時期清華大學出身的留美國際公法專家，不過他很好，不太說話，只是擺個樣子。
他們的論點就是安全，說：『奸匪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些黨外人士就是奸匪的同路人，我們在大陸的時候吃過苦頭了。』就這麼個理由，主張國家安全必須要靠嚴密的情資管制，安全第一，秩序第一，領導中心有充分的睿智可以對付，權威不容懷疑。就這一套話，我反駁說，民意與民心更重要。」（請參閱》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書中第四四一～四四三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一○年出版）
國安辯論對外保密
對於這次的辯論，作者一直沒有聽過任何人談過，或許是當局早有交代，參加辯論的人員均要對外保密，不許提到這件事。甚至台北新聞界也沒有聽到任何人提及此事，也沒有任何報導。直到二○一○年看到許倬雲自傳的敘述，才得以知悉此次重要的「保守派」與「開明派」的對決PK。初步的感受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為蔣經國過去很少以這樣的方式，來做為政府擬定重要政策的辦法。因此特別引述這段文字，使讀者們可以瞭解當時台灣內部也經歷了這麼一個激烈路線之爭的階段。
雖然許倬雲認為辯論沒有結果，但是從辯論後的發展來看，顯然保守派贏了，占了上風。蔣經國無論是在內政上或對大陸政策上，都沒有任何改變，對內黨禁、報禁都不開放，對大陸仍然堅持「三不政策」，堅壁清野。（待續）
(旺報)
47EF131C9E0F1462
除了在輿論上的較勁外，「保守派」與「開明派」居然還在蔣經國親自的策畫督軍下，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這段精彩的短兵相接、當面撕殺鬥爭，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知名歷史學者許倬雲一生回顧的自傳中，有著以下詳細的敘述：
「當時政府確實願意花力氣蒐集各方意見，行政院長孫運璿常邀請我（許倬雲自稱，下同）參加一些小會，有時候五、六個人，有時候十來個人。美麗島事件過後那一次國建會（應該是指一九八○年七月暑假期間）讓我印象特深，當時孫運璿找魏鏞（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做聯絡人，負責替他和海外學者聯絡。
行政院內雙方對陣
魏鏞曾在美國曼菲斯的田納西州立大學教書，所以很早就認得我了。他回國後替孫運璿辦事情。學術界對他的印象是學問馬馬虎虎，講話有點誇誇其談，平心而論，他為人熱心，辦事也滿能幹的。有一天他到旅館來找我，說：『許先生，我們要另外開個會，跟孫先生他們幾個人談談』博客來書局。我說：『我不是常跟他談嗎？』他說：『這次特別一點』。我問：『開什麼會？』他說：『辯論會，地點在行政院』。博客來
那時候行政院的房子還沒有整修，屋頂上有間違章建築，大概三十來坪左右，是一間會議室，還有茶水間和廁所。魏鏞想了想之後說：『那裡電梯上不去，你怎麼辦？我想個辦法。』我說：『這個我可以應付的來。』那時候我走路比較沒問題。
這次談話會的另一批人主要是王昇、三民主義專家周道濟、以及總政戰部一大批人。我記得我們這邊有丘宏達、冷紹烇、熊玠、高英茂、胡佛，人數不多，差不多六、七個人，就是和他們辯論，辯論國家開不開放，要不要解除黨禁等問題。
雙方面對面坐著，孫運璿和蔣彥士擔任主席，分坐兩邊，等於他們兩個做頭，擺明雙方對陣的意思，蔣經國在樓下看閉路電視，會中每句話他都聽得見。我是我們這一邊的主辯，對方好像是王昇主辯。我跟王昇針鋒相對，我的意思是不開放就沒有安全，不開放就不能得人心，主要的論調就是這樣，但王昇還是繞著國家安全打轉。這些主張，我在國建會公開的小會裡都提過，不過語氣輕重不一樣，我認為黨禁開放就必須輿論開放，第一，一定要廢除事先檢查或事後報備的出版制度，讓輿論完全開放；第二，不要限制報紙、雜誌的數目字，讓它自由競爭。這一點，今天回頭想想，我的建議是對的，但是台灣（後來）開放媒體，沒有配套，而且不知道漸進，執行得一塌糊塗，劣幣驅逐良幣，現在我們的輿論已經到了濫用自由的境界，跟當年我們要爭取自由的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那一次會議相當緊張，熊玠就對我說：『倬雲啊，注意喔，你萬一給人家暗算了怎麼辦？』我說：『So what？真要把許倬雲暗算掉，除非把我丟到火車底下，如果放我一槍的話，會搞出國際事件來。』所以那次辯得很激烈，以前沒有過這種辯論，只有個別談話，我相信這是孫運璿給蔣經國出的點子。辯論沒有結果，對方的人我也不太認得。我記得有個曾經擔任過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張?鼎，他是大陸時期清華大學出身的留美國際公法專家，不過他很好，不太說話，只是擺個樣子。
他們的論點就是安全，說：『奸匪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些黨外人士就是奸匪的同路人，我們在大陸的時候吃過苦頭了。』就這麼個理由，主張國家安全必須要靠嚴密的情資管制，安全第一，秩序第一，領導中心有充分的睿智可以對付，權威不容懷疑。就這一套話，我反駁說，民意與民心更重要。」（請參閱》許倬雲院士一生回顧》書中第四四一～四四三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一○年出版）
國安辯論對外保密
對於這次的辯論，作者一直沒有聽過任何人談過，或許是當局早有交代，參加辯論的人員均要對外保密，不許提到這件事。甚至台北新聞界也沒有聽到任何人提及此事，也沒有任何報導。直到二○一○年看到許倬雲自傳的敘述，才得以知悉此次重要的「保守派」與「開明派」的對決PK。初步的感受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為蔣經國過去很少以這樣的方式，來做為政府擬定重要政策的辦法。因此特別引述這段文字，使讀者們可以瞭解當時台灣內部也經歷了這麼一個激烈路線之爭的階段。
雖然許倬雲認為辯論沒有結果，但是從辯論後的發展來看，顯然保守派贏了，占了上風。蔣經國無論是在內政上或對大陸政策上，都沒有任何改變，對內黨禁、報禁都不開放，對大陸仍然堅持「三不政策」，堅壁清野。（待續）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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